保障控辩平等的另一方面措施则是增权，即增强被告人权利行使的便利和实效。

针对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告人质证权保障问题，审判者在面对人工智能运用的司法现实时，需要从两个角度着手维持和强化其中立性。（一）质证权的信息保障 1.适度的告知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有告知—同意的重要原则，并通过明确规定在收集环节落实保护机制。

其二，公开质证规则能使被告人行使质证权实质地影响法官的心证。通过庭上的公开质证，被告人能明确地对控方证据进行反驳、质疑，这种反驳、质疑是面对法官、并在公众旁听的场景下提出的，且会被记录在庭审笔录中，法官面对此种当庭公开进行的质证，更有可能认真倾听并加以考虑。在司法人工智能运用的问题上，这一原则也可以被借用，在适当的情形下要求司法机关对运用司法人工智能的事实向被告人进行告知，其理由在于司法机关运用人工智能的行为对于被告人的质证权有着重大影响，适度的告知构成了被告人进行质证的前提。然而，算法的封闭秘密性具有上文所述的特定合理性，科技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亦不应被忽视甚至抛弃，因此应当平衡被告人权利与科技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第二，运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和目的，包括司法机关在何阶段、基于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等。

一方面，数据访问权的对象比阅卷权范围更广。3.有限的算法公开 既然算法的封闭和秘密性可能使得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质证权受到阻碍，那么直截了当且最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是公开算法。在此意义上，党内法规的规范形式天然应当服从于其政治目标，而党内法规的政治性所彰显的结论却未必一定能够通过、也未必需要通过规范逻辑予以呈现。

笔者在前序研究中就曾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如可以从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逻辑出发，在驳斥一些将国家法律立法权限配置理念机械移植到党内法规领域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对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变迁内在机理的探讨。其他的规范类型，如国家法律、群团组织规范等，也有可能根据需要调整一些政治问题。从此意义上讲，作为公意体现的党内法规已经不再具有个体意志才具有的私利性，而成为高度理性化的统一意志。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的历史积淀，才塑造出党内法规内容与形式上的特质。

此种区别不仅在于党内法规对党的建设活动的规范摒弃了追逐自身政治私利的色彩，为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目标而给予党组织、党员严格的纪律约束，更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力量的壮大与革命形势的变化，党内法规开始超越政党自我治理的范畴，向规范党的领导活动的方向推进。中国共产党以其政治理想、政治品格形塑了党内法规独特的价值理念，以其所塑造的国家治理结构设计构造了党内法规治党与治国的双重功能，从而赋予党内法规独立规范类型的基本定位。

这一先天局限内在地决定了这些观点无法真正获得党内法规自身的规定性，形成理论周延、合乎实践的认知。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党内法规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党内法规的制度设计等诸多重大方向性问题。事实上，党内法规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调整功能无法为其他规范类型所取代，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是全能包办的规范类型。在政治性的形塑下，党内法规的规范化表现形式至少与国家法律等其他规范类型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同。

自此之后，不少党内法规都成为彰显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政治理念的重要制度载体。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追求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定的党内法规的建构图景。进一步而言，在制定环节，个体的党员的意志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正当程序上升为党的公意，并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处理而成为具体的党内法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党内法规作为一种规范，本身就具有规范的一般特征。

与前述各类观点有所不同，本文尝试将党内法规界定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讲的政治，并非是一个领域性概念，而是指事关整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党内法规曾被称为党法党规党法，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之一，故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将党内法规与法进行类比，最终得出对党内法规性质的描述。因此，严格意义上如法律一般的规范化形式并不是党内法规固有的特点，必须以一种渐进的发展视角看待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性。

进言之，将党内法规界定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可以有效改变传统的党内法规研究观念，形成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出发，观察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命题和制度逻辑的新认识。尽管党在历史上曾制定过一些以非条款形式表达的党内法规，但这主要是党在革命、建设条件下侧重于制度的实质有效性而非形式规范性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党和国家政治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竭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制度。一是从法的形式特征出发，提炼出党内法规与法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对党内法规所调整的政治问题内涵的认知，就应从党的总体奋斗目标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政治目标出发。第一，党内法规的自律性规约关系，不仅源于政党自治的一般要求，更源于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所具有的自我革命品格。

一则，规范化程度并不构成判定一种党的制度是否属于狭义的党内法规的依据。因此，从规约关系的角度说，党内法规无疑是一种实现党的自律的规范形式。

党内法规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理念与先进品质，满足了受约束对象的政治追求，可以促使其自愿服从。党内法规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意志，约束的也主要是党的组织和党员。

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追求与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和时代任务，党内法规在起步阶段即呈现出与一般政党自治规范等规范类型的根本性区别。一方面，党的政治地位提供强约束力。

从此意义上讲，立基于西方典型的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国家制度来诠释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家建构实际而塑造的党内法规，或许本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综上所述，党内法规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制度安排。在党内法规的演进历程中，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以独特的价值底蕴塑造着党内法规的基本精神。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政治目标，自建党以来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党内法规以党所界定的政治问题为其专有调整范围，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基础形成了独特规约关系，体现出具有党的政治风格的独有表现形式。

在这之后，一个置于全文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将党内法规界定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以独立规范类型这一立场观察党内法规，会对党内法规的理论研究，甚至是制度实践产生何种现实影响？显然，这是一个涉及场域更大的命题，作者既无野心，也无能力在本文中全面、彻底地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法规所调整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是以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任务为依托，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基础，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的范畴。

随着前述两种研究路径的发展，亦有不少学者尝试超越单向度的形式要件和主体要件，结合党内法规的多个特征，对党内法规的性质作出复合型描述。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不仅包括规范化程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解释、党的规范性文件等，也包括以非规范化形式呈现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党的纪律、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

也正是由于党内法规在形式规范化上的突出特点，它也被界定为党的制度中的高级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正确且伟大的政治意志及符合人民利益要求的话语表达，构成一项制度获得党组织、党员认同与支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家法律尽管有广泛的调整范围，但仍应尊重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宪法法律范围内，通过自行制定规章制度实现自我治理的权限。

党内法规的生成与发展，首要的是回应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内在要求，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经验逻辑。由于继承并扩展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所有干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 ，故在干部管理问题上，我国并未区分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而是将之统称为党的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管理。

对此，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可以被视为党内法规功能变迁的一个关键分水岭。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国家法律中也有作为各种政治势力合法存在的保障，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活动的自我限制的宪法规范，但党内法规所调整的政治问题的内涵显然与国家法律并不相同，它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界定为基准的。

因此，到了实施环节，由于个体的意志已为公意所吸纳，便意味着作为公意的制度载体，党内法规能够有效预测、评价和指引党组织、党员参与党的政治活动的行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没有当代形式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法规事业，中国共产党却并不缺乏对实质意义上党内法规制度的生产与探索。